在技术标准中，判定通风、日照和采光的多是限值标准，而大气污染物、电辐射、光辐射、恶臭、噪音等不可量物侵害则会诉诸距离标准划定保护范围。
这不仅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过程，而且带有主观性与价值导向性，因此需要具备实践技艺与专业能力的考评主体对法官的审判进行专业判断。德国考评法官的目的是为了激励他们更好地工作，为国家提供最优质的服务，批评法官不在考评范围。
社会效果则是指司法裁判的社会接受度，以及产生的相关影响与效应。但仔细看来，即使是最接近杜诗体貌的《悲愤诗》，也只是结合自身的行迹直叙观感，尚未形成《咏怀五百字》、《北征》那样多方穿插、腾挪跌宕的开放性架构。不仅如此，唐诗还从诗歌以外的文学传统中摄取了养料。《强国》对秦政有进一步评论： 力术止，义术行。至如杜甫《诣徐卿觅果子栽》、《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韩愈《同水部张员外籍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白居易《问刘十九》诸短章，信手挥洒，涉笔成趣，开了以诗代简的先声。
正因为入秦的士人太多，对他们的任用影响了原有官僚的既得利益，在秦昭王后期一度出现了权臣排斥游士入秦的事情，如范雎随王稽入秦就遭到穰侯盘查，颇费了一番周折才见到昭王。宫体诗主要是南朝后期宫廷贵族空虚、靡弱的精神世界的写照，而曲子词里虽也显示了晚唐士夫文人享乐、颓废的生活情趣，但在这种浪子风流式的自我表白中，又多少隐含着他们对现实人生的种种苦闷与追求。[41]从行政行为理论一枝独秀到当前主流学者认为行政行为理论应当与法律关系理论相互配合，彼此补充的观点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单纯地依赖行政行为理论已经无法满足社会变革发展的需要，我们必须要探索新的理论来完成对行政法学理论的变革。
其次，在传统的行政行为理论框架之下，公民权利保障的逻辑是：法律规范控制（职权法定）——行政行为（正当程序）——合法性审查——权利保障，四者同处于一条纵线之上。[56]参见赵宏：《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可能与困局》，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其认为两者不是相互竞争排斥，而是互补，最终形成法律关系理论与行政行为理论并存的双核模式。然而，引发行政法学研究体系化忧虑的是我国行政法学研究强调行政法学理论对法治实践的服务，但忽略了行政法学理论自身的体系化建设。
参见王敬波：《行政基本法典的中国道路》，载《当代法学》2022年第4期。第二行政法律关系理论是交互性、双向性、多面性的，相较于行政行为理论更为复杂，行政行为理论从单方规范行政权更为容易。
[67]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52页。参见杨建顺：《行政法典化的容许性》，载《当代法学》2022年第3期。[30]赵宏教授提出行政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困惑。[69]德国法在权利前面冠以主观权利，其根本意图在强调公民在国家法律体系中的主体地位，改变了在权威国家时代公民仅仅是宪法规范或者国家作用的客体，使公民一跃成为独立于国家的宪法规范主体。
（一）逐步实现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转向 中国行政法学基础理论体系的主流模式是奥拓迈耶构建起来的行政行为理论，这种以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单一模式在行政法学发展的几十年历程中已经深入人心。[33]参见江利红：《行政过程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6页。尽管对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的有利于保护公民权利，但诉讼制度构造逻辑上发生内部错裂，导致原告的主观公法权利成为一种客观法辐射，因此必须要强化主观公法权利在权利救济制度中的地位，强化以原告的行政诉讼请求为中心开展司法审查，最终确立保护主观公法权利和维护客观法秩序双线并行的审查逻辑。如施密特·阿斯曼所言，行政行为与行政法律关系不应该被塑造为两个相互对立的思想之争，两者应相互配合，彼此补充。
行政法治实践的发展也不以行政法学研究为条件，行政法学必须回应法治实践的新现象、新问题、新趋势。[15]参见江国华：《从行政行为到行政方式：中国行政法学立论中心的挪移》，载《当代法学》2015年第4期。
[66]在平衡论基础上，构建以法律关系理论为框架的双核行政法学理论，程序保障和司法审查机制均是为了行政权与公民权两大核心的实现。[62]参见李洪雷：《中国行政法学的发展趋势》，载《行政法学研究》2014年第1期。
关保英教授对制定行政法总则表达了肯定意见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为行政法体系的整合提供了良好契机，行政法体系的完善也依赖于行政法典总则的制定。[52]参见于安：《我国行政法学体系改革的基本问题》，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结语 一个国家行政法学体系面貌、逻辑体系架构必然伴随着国家法治发展变革，观察分析我国行政法治实际的发展历程和面貌，是探索未来行政法学理论发展的基本前提。主要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三点：一是既有行政行为理论已经在德国行政法学中存续百年，是德国行政法学体系当之无愧的阿基米德支点。[22]按照上述体系化标准观测我国行政法学理论研究，我国行政法学者更多地将目光集中于价值导入和制度更新，对于学科本身的建构和制度均衡缺乏热情，在当前的法制建设过程中，中国行政法学者偏重对于理论实践作出即时回应，因应现实很多时候成为学理研究和制度构建的唯一风向，但为了应对现实而不断填空的制度内容却往往不稳定，也不系统，缺乏统一的价值导向和方向指引，因而在行政法学体系内部时有价值冲突和悖反发生。[31]参见赵宏：《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可能与困局》，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 [32]参见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
[71]参见[德]哈特穆特·鲍尔：《国家的主管公权利——针对主观公权利的探讨》，载《财经法学》2018年第1期。（二）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变革转型具有系统性 行政法学理论的变革转型是体系化、整体性的，单一地从行政组织法、行政程序法、监督救济法等任何一个板块，不能有效回应行政法学理论体系化建构和转型。
马怀德教授提出了我国行政法典化的模式应当定位为行政基本法典，对于统一行政法、行政法总则、行政法典的程序法典径路均作了否定。[1]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人大工法工委陶希晋提出，要根据宪法规定的原则，制定一部充分体现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求的行政基本法，哪怕是纲要式的，这将是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重要步骤。
迈耶（FerdinandFranzvonMayer）开始，拉班德（PaulLaband)、耶林内克（GeorgJellinek)、奥托·迈耶（OttoMayer）等德国现代公法的奠基者均曾在各自的公法著作中论及法律关系。行政法学与各个部门法学一样共同遵循着法学思维逻辑和分析框架，法律关系理论正是这种高度抽象逻辑提炼的产物，在法学学科领域具有普遍适应性，这构成了学科之间相互交流的基础。
[10]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第15-27页。客观法秩序、国家利益、公共利益的维护固然重要，法治建设发展到今天这个时代，每一个个体都更加关注自身的权利实现问题，主观公法权利理论并非强调个案正义应当超越制度正义，而是法学研究和制度设计时应当充分对个案正义的需求作出回应，力争在每一个个案中都能够实现公平正义。[20]参见赵宏：《行政法学的体系化建构与均衡》，载《法学家》2013年第5期。具体模式如下图： （图一：以人民为中心的行政权力运行模式） 这种权力运行模式的转变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国家需要建立一个高效能政府，以更好地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物质和精神需求，实现各种行政管理目标。
[17]行政法基础性概念、基础性理论论证阐释仍然不够系统深入，缺乏对行政法学整个体系一般性权利理论系统化、体系化研究。[70]参见赵宏：《作为客观价值的基本权利及其问题》，载《政法论坛》2011年第2期。
法治国之下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应当是开放式的，即法无禁止则自由，公民享有的自由权利是一种天然状态下的不可侵犯状态，但在纵向调整模式之下，公民权利的范围被限定为与行政行为规范相对应，意味着公民权利实现高度依赖于行政主体是否依法行政，当且仅当行政主体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实施行政行为时，公民权利方才有所保障。当前已有的很多成果都是在各自领域自说自话，缺乏整体性视野和通盘考虑，整个行政法体系显得十分凌乱。
[13]参见罗豪才：《行政法的核心与理论模式》，载《法学》2002年第8期。如德国行政法学家施密特·阿斯曼教授观点：未来行政法也会进入法律关系与行政行为并行的行政法学体系双核时代。
产生这种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我国近代法制建设对外国法借鉴过于繁杂，缺乏整体性思考，导致行政法学内部体系不协调，逻辑不周延等问题。新时代当代中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转型变革，应当从管理型行政法学逐步走向开放型、回应型行政法学，从关注行政权运行的单核行政法学转向主客观相统一的双核行政法学。但行政法学理论研究应当从整体考虑，除了法治实践凸显的行政权，还需要关注其他尚处于式微的问题，如公法权利保护、柔性行政、给付行政、服务行政等。行政法律关系不是结果集中的，而是状态取向的，其所关心的不再是行政决定程序的终结，而包括法律关系变动的过程本身。
[64]故此，法律关系理论的重新回归为传统行政行为理论的变革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向。[39]参见赵宏：《法律关系取代行政行为的可能与困局》，载《法学家》2015年第3期。
当前我国行政法学理论体系亟需补足主观公法权利理论，为公民权利的明确与保障提供理论支撑。参见杨伟东：《基本行政法典的确立、定位与架构》，载《法学研究》2021年第6期。
[34]亨克教授也认为：法律关系在行政法教义学中应当占据首要地位。我国《行政诉讼法》早已明确监督依法行政、维护公民权益、解决行政纠纷，三者共同构成了行政诉讼制度的目的。
